西藏林芝5月23日电 题：西藏拥青一家的时代变迁：归于故乡 寻得“身份”

　　作者 赵朗 陈静

　　“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，光靠我们自己，肯定过不上现在的好生活。”藏族大姐拥青说这话时，眼神格外坚定。

　　初夏的察隅，青山滴翠，轻雾缭绕。拥青家门口矗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镌刻着“幸福家园”四个大字。大门门头，是一面涂着红漆的石刻五星红旗，院内鲜花绽放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前，地处藏东南的察隅民众，并未因闭塞原始而少受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深重压迫。自上世纪20年代，不少人选择背井离乡，逃往缅甸。拥青的爷爷便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去到缅甸后，拥青爷爷一直没有身份，但他们那一辈始终关心着西藏。通过辗转信息、边贸、探亲等，生活在缅甸的这群人了解西藏在经过和平解放、民主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进程后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于是，心中那盏“要回家的灯”也随之“点亮”。

　　“爷爷那一辈在缅甸边境生活了30年，没有国籍，日子苦得没法说。那时他决心要把全家带回来。”拥青说，“孩子们体会不到无国籍的困境。他们习以为常的，恰恰是我们当年最渴望的。”

　　1986年，拥青9岁，全家人从缅甸边境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背起不多的家当，扶老携幼，一头扎进原始森林。没有路，就自己开，有人病了、伤了，咬着牙继续走。艰难跋涉近两个月，他们终于回到了西藏自治区察隅县。

　　像拥青的家庭一样，1984年至1986年，不少在缅甸的察隅人几经周折返回故乡。他们被当地唤作“囊塔归巴”，意为“回归户”。

　　“回来路上，粮食吃完了，只能用身上值钱的东西跟沿途人换。到察隅时，一无所有。父亲重病，连双鞋都没有，只能去垃圾堆里翻。”忆及当年的艰难，拥青忍不住落泪。

　　好在当地政府送来了米、面、茶和衣服。他们先借住在嘎巴村村民家，后来开荒种地，向村民借种子、借耕牛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在察隅稳定下来。

　　2006年，拥青一家迎来家族命运的历史性转变。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，全家人恢复了中国国籍。

　　“我们一遍一遍地摸着身份证，特别兴奋，在政府门口拍了照。”忆及当时，拥青仍难掩激动。

　　生活从此有了新保障。“有边民补贴、生态岗位补贴，村集体经济分红也有我们的份，孩子享受15年免费教育。现在住的大房子，当时国家补贴了12万元(人民币)修建。”拥青说，自己目前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、社会保障员，参与到基层治理中。三个女儿均接受了良好教育，其中一个当上了教师。叔叔还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。

　　近些年，孩子们带着拥青到过很多内地城市。她最难忘的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。那一刻，国籍从无到有的日子如电影般浮现在眼前。

　　“从无国籍到有国籍，我们对身份的认同感，比谁都强烈。”拥青说，回到祖国，回到察隅，“每一次变化，都带着我们走向更好的生活”。(完)